当时劝那个大人物不要按照的意见办，如果按照她的意见办，将来会被动的。那位大人物说：“这是首长交代的事，一定照办。”

　　他问了小周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：1969年6月，你跟随到上海，一天早晨起床以后，你在的卧室拉开了几扇窗帘？看到什么了？另一个问题是：1970年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，毛主席住在哪儿？住在哪儿？

　　小周认为这两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，便说：“在上海时，的卧室拉开几扇窗帘，要看时间的早晚、天气是晴是阴，以及在不在卧室而定，天气晴朗就少开几扇，天气阴就多开几扇；在卧室就少开几扇，不在卧室就多开几扇。多开几扇或少开几扇窗帘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？至于在庐山，毛主席住在啥地方，你去问、张耀祠同志，我知道也不能讲，这保密。住在啥地方，我没有去过，不知道。”

　　天真无邪的小周哪里知道，问的这两个问题正是诬陷小周是的特务的两条罪状。

　　1969年6月，在上海。一天中午，小周伺候起床时，按惯例顺手拉开一扇窗帘，这时有两个哨兵巡逻，从窗外走过去，小周并没注意到那两个哨兵。却犯了疑，当天下午，叫我打电话把叫去，问他：今天中午有两个人从窗外走过去，是什么人？他们有什么企图？查清楚立即告诉我！

　　第二天，到的住地报告调查的最终结果。说：“昨天中午从你窗外走过去的那两个人是保卫你安全的两个哨兵，未曾发现什么不轨行为。我已告诉他们，以后哨兵巡逻时，不要离你的窗户太近，以免影响你的休息和办公。”

　　两年过去了，叛国出逃，又提起那件事，硬说那天是小周和空四军联系好的（空四军是集团成员王维国领导的部队），趁起床拉开窗帘之机企图用枪打死她。

　　再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，有一天，小周同两位工作人员趁休息时间，到离住地只有200多米远的小卖部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的确良布，来去只有十几分钟时间，不料被“”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和王秀珍看见了，便向告密说：怀疑小周在庐山期间到的住地去过，给通风报信。

　　这两件事情原来有这样的背景，任凭小周多么聪明，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复杂。

　　又过了几个月，对小周的“问题”没有人问津，小周忍不住了，又大哭大闹一顿。果然惊动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。他去了以后，对小周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听说你闹得很厉害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　　小周趁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无处诉说的心里话，她说：“我给当护士时，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，努力工作，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，我对也是问心无愧的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”

　　那位大人物听了以后说：“你作为一名员，要相信党嘛，我们的党是光荣、伟大、正确的党！”

　　这时，小周看见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也在一旁，便提高了嗓门：“我是一名员，对党从来就没怀疑过，但是，任何一个时间里都应该实事求是，不冤枉任何人。”

　　小周故意提高声音，是想让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听到，好让他把自己关押在啥地方的消息传出去，以唤起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同情，替她说话，为她申冤。

　　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，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，同时，也感到人人自危。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，如果继续在处工作，谁也逃脱不了跟小周一样的下场。我们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，想寻找机会发泄发泄。

　　终于有一天，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，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，不让他走，请他听听我们的意见。只好坐在小会客厅耐心地听大家发言。大家纷纷问道：“小周有什么罪？为什么那样对待她？小周的问题不解决，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。”

　　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，说：“小周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也不清楚，我了解一下，你们别着急，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。”

　　回到以后，把小周的事，向毛主席报告说：“我刚才到同志那里去了一下，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心情不平稳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。”

　　说：“同志原来有个护士小周，被隔离审查了，同志怀疑她有问题。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证明小周是个好同志，没有一点问题，纷纷要求把小周放出来。”

　　毛主席听了的汇报，很生气，立即指出：“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，从哪里抓起来的，还放回哪里去！”

　　1973年初夏，我们听到小周被释放的消息，十分高兴。但是，没过多久，我和的警卫员周金铭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“反革命”，送到中央办公厅江西“五七”学校劳动。

　　我记得到了“五七”学校以后，有一个星期天，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小周是从五七学校抓走的，释放以后又被送回五七学校）去看她。小周看到患难与共，久别重逢的战友，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，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。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，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。

　　小周后来流着眼泪对我们说：“关押我的时候，有两个女同志，其中一个对我态度比较好，另一个对我态度不好。她经常对我说：你要老实交待问题，不要走向党的反面。我对她说：我没问题，你叫我交待什么？我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。我始终是忠于党，忠于党中央，忠于毛主席的。当时，我觉得太冤枉了，太难过了，真的不想活了。我结婚时，送给我两块布料，一块蓝的一块灰的。我看到这两块布就气得不得了。我用一条蓝头巾包得好好地给退了回去，凡是她的痕迹我一点也不留。不知道为啥，我退给的布料、头巾，又给我退了回来。当我看见又把东西退了回来，一气之下，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个粉碎。”

　　我向小周解释了那些东西退回来的原因：当时，对我说：“小周退给的东西如果收到了，非更加激怒了不可，一定会往死里整小周不可。”所以，我又把东西退给了小周，这也还是为了保护小周，免受更加残酷的迫害。

　　小周说：“当时我是有话无处说，有冤无处申呀！我真的想一死了之。我的情绪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。我房里有绳子，不想再活在世上了。后来我又想，作为一名真正的员，应该相信党组织，相信党中央，如果我死了，真的就说不清了，我终于活下来了。”